特殊學校處于弱勢，是不爭的事實，禮賢會恩慈學校校長謝慶生卻不愿低頭，力尋辦法讓學生在校過得更好。他帶領教師們爭取加建校舍，親自向街坊「拉票」，卻遭政府冷待，不禁反問自己：特殊教育由一開始已不符合成本效益，是否不應做下去？但當他目送家長拖住子女離校的背影，便提醒他從事特殊教育的初心——從來不只為教好學生，更為幫家長及照顧者一把。學校課室不足，他索性騰出校長室改裝成班房，自己走上天臺樓梯一隅設置「校長角」，「智障學生的黃金時間都在校園，我只想為他們的生命添加色彩。」
　　新學年大部分學校只上半日課，位于鉆石山鳳德邨的禮賢會恩慈學校也不例外。訪問當日正值放學之時，學生們都在操場排隊靜候，當校長謝慶生經過，不少學生都凝望著他，「他們在等校巴回家，在課室的學生則在等家長接送。」
　　校長室改成課室天臺闢「校長角」
　　「我們本身是全日制學校，疫情下才改返半日，每節課堂縮減至25分鐘。」謝慶生一邊帶領記者參觀一邊說，這亦是他騰出校長室，搬到天臺樓梯一隅設立「校長角」的原因，「每堂時數縮短了，實際只有約15分鐘上課，我不想初小學生走上走落，于是將桌椅、電腦搬走，把校長室改作課室。」
　　「天臺校長」不易做，謝慶生憶說，「夏天天氣熱，可以吹風扇，以前做小販都試過日曬雨淋，這算不上甚么。但冬天真的很難捱，有幾天只得約10度，關了天臺的窗及門都無用，好凍。」他自言談不上犧牲，反倒覺得辛苦了同事們，交份文件都要跑上跑落，「其實最怕是一旦走火警，來不及拿走重要文件。」
　　這種「走讀」情況，在今個學年已得以紓緩，「時間表安排到，現在我可以回校長室工作了。」但現時校長室內仍保留著課室設備，如白板、教學用的電腦熒幕、學生桌椅等，天臺的「校長角」亦原封不動，他似乎隨時準備好再次騰出校長室。

　　特殊學校難尋經濟人脈支援

　　主流小學教師出身的謝慶生，因任教學校被「殺校」而轉行，輾轉做過書店老闆、小販，又設計過網上課程，之后任教于前教育學院，至2010年起擔任特殊學校校長一職，照顧近百名中度智障學生。他上任不久，便需為課室不足而頭痛，「08年轉制之前，我們小一至初中只有8班，加到約11班時，就要將家政室等特別室轉做課室。」
　　他不諱言，特殊學校天生處于弱勢，加上欠缺校友經濟及人脈支援，尋找政府以外的資源，的確非常困難，「特殊學校不是純粹受惠者，我要強調，我們是有尊嚴地去接受，而不是要外界施捨。」資源有限下，他唯有不斷設法用盡校園每一處，盡量一房多用，直至2017年教育局來電，他才驚覺學校原來有校舍加建計畫。之后幾年，謝慶生多番與教育局代表開會，商討加建校舍方案，又按照局方說法，主動爭取附近居民支持，帶領教師們落區「拉票」，去年在第二次諮詢終獲逾7成人贊成方案。

　　擴建校舍落空與家長同尋出路

　　原以為成功在望，但他沒想到局方竟以工程未符成本效益為由，將加建計畫「推遲」，其后更改口拒絕落實。擴建校舍的希望落空，謝慶生坦言亦曾感到迷茫，「我諗唔明，如果政府加一點資源給特殊學校，是不符合成本效益。那么一開始，便不應該搞特殊教育，因為特殊學童畢業后，的確難有經濟效益。」
　　當他目送來接子女放學的家長們，拖住智障子女離開的背影，這畫面正提醒著他，當初選擇特殊教育的初心，腦中也浮起很多學生的故事。他憶起，一名轉校生第一天上學時，戴上拳擊頭套，因他會不受控地狂打自己，「好記得他媽媽好擔心，個仔會打死自己，他祖母也因此血壓飆升。」后來他與教師一起想到，讓他上課時拿著特定物件，好讓他轉移視線，成功讓他不再自殘，「不只幫到學生，亦幫到他的家人。」
　　謝慶生也接觸過，一個家庭有多于一名智障子女的個案，「有孖胎，亦有三兄弟姊妹都是智障的。」他深明，作為照顧者，家長要面對龐大的身心壓力，但又難以與人打開心窗，「好多家長都無假放，生活上有困擾，卻不懂得表達。」故他一直希望幫他們一把，「家長或照顧者照顧著智障小朋友，是不斷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尋找出路，而我們的角色，正是與他們同行、一起尋出路。」

　　伙科企研手環辨別學生情緒

　　加建計畫尚未有新進展，謝慶生卻不會坐著等，硬件暫時改變不了，便從軟件入手。他說，現時正與一些創科企業合作，著手研究以手環及機械人，辨別學生的情緒及健康變化，「機械人就如伴讀者，可偵測到學生的眼神、心跳等，讓照顧者知道他不開心。」
　　眼見身邊的教師、工友們，每天都盡心盡力照顧學生，他也不再質疑工作的意義，「我成日都會問同事，外面有這么多選擇，為甚么要以侍奉的心態去服務？我想大家都有同樣想法，這服務是甜的，我們都不是捱住過每天。智障學生的黃金時間都在校園，我只想為他們的生命添加色彩，只要他們有尊嚴地、愉快地成長，我覺得便已足夠。